俞东来喃喃地道：“自打我接到二爹的死讯从南京赶回来，眼前看到的和耳边听到的所有一切，都是他们告诉我的，他们想让我知道甚么，我便只能知道甚么……”
他再次转向梁叛，极其恳切地道：“五弟，你留下来，就当帮我。你需要甚么便利尽管开口，只要你帮我查清二爹的死因，旁的事我自会安排。”
梁叛觉得这事情愈发超出预期了，他一边思考一边道：“你有事我不会袖手旁观，不过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谨慎地问：“如果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呢？”
俞东来摇头道：“到底是不是，等埠郎回来便知道了。”
埠郎就是他在南京的那个长随。
原来俞东来一回到洪蓝埠，第一件事便派了俞埠郎悄悄下去探查本地“改稻为桑”的状况。
今年三月初，南京户部突然间火急火燎地宣布推进“改稻为桑”，要将应天府一半的粮田改为桑田，而且务必在三月底以前如数更改到位。
于是各级地方一层层向下摊派，大家都意识到推行改稻为桑一定困难重重，于是每一级向下摊派之时，都要额外加派。
比方说南京向应天府要求改一半的稻田为桑田，应天府便向各县要求改六成，各县则向各个粮区的粮长摊派七成，粮长则向小民摊派八成，这便是所谓“求上而得中，求中而得下”。
起先便将目标定得高了，并且朝这个目标去“努力”，才会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。
当然了，各级衙门所作的努力，就是努力向下加派，然后让下一层更加地努力执行。
俞东来在接到溧水县的公文以后，便传信给代为掌管洪蓝埠二爹，让他着手操办此事。
县里给俞东来的摊派已是七成，但俞东来人在南京，消息极广，知道实际只改五成。
他也知道五成已自不易，种田的农户最是认死理，他们宁愿吃板子挨鞭子，也轻易不肯在田地上改弦更张的，于是俞东来便悄悄将县里的要求打了个折，传信给二爹的时候，只说是五成五，让他二爹尽力去办，不够便将自家的田改一改充进去。
当他因为二爹被害的消息回到洪蓝埠的时候，一路所见，大片原本肥沃的田野已变成桑林，只是粗略望去，便绝不止五成五之数。
可他回来一问，家中居然都说只改了不到五成，而且长房还另外贴了上千亩地，才凑足了数目。
俞东来当时便觉得蹊跷，这与他亲眼所见极不相符，于是便悄悄派了埠郎下乡去调查。
因此他才有这么一说：等埠郎回来，这些人的嘴脸便全清楚了。
接着他又说起另外两件事：“我在二房时，特地又向二娘打听你那两个问题，不过她老人家并不曾听过甚么‘亭山大盗’；再有我二爹虽然身子弱，可一向肤白柔嫩，从未见过身上泛黄。”
梁叛心中疑云骤起：何以在亭山大盗的事情上，二娘和三叔的说辞完全不同呢？
当然，这有可能是二娘一介妇人，久在闺中不问外事，所以不曾听说。
还有，二叔身上皮肤泛黄，既然不是原本就有的肤色，那么是否因为这次死亡导致的？
死亡后皮肤颜色发生变化，首先就会让人联想到中毒，可是中毒者一般常识性特征为面部、嘴唇青黑，指甲发青，而且经常伴有孔窍出血。
总之大多数的表征还是体现在面部，或许这就是二叔被人割去头颅脖子的原因。
但是二叔的尸体梁叛看过，指甲并没有明显变青，只有一点淡淡的死灰色，无法提供判断依据。
他想，杀人分有目的和无目的两种，无目的的先放在一边，有目的的大致可以分为情杀、报复杀人、利益性杀人三种。
现在既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指引，那便不妨做个假设：就先假设二叔之死，是因为这三种有目的性的杀人动机之一。
然后逐一针对性地排查所有的嫌疑人。
他取出纸笔，坐到一旁，说道：“我们先将这件事整体复盘，现在我问你答。知道的就把知道的都告诉我，不知道可以说不知道。”
俞东来还是头一次亲身经历这种杀人案的问询过程，不免有些紧张，将那圈椅挪正了些，神情肃穆地点点头。
“死者姓名、年龄、死亡时间。”
“俞教诚，五十有三，死于三月二十五夜中。”
“先假设情杀，他平时有没有和任何人有过情感纠葛，比如通奸？”
俞东来很坚决地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二爹这人身子弱，为人又有点古板，并不怎么好女色，家中也只有一妻一妾，不曾听说有别的女人。倒是我三爹这人性情潇洒，酒色不忌。”
“那据你所知，他有没有与人起过冲突，有没有仇人，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害过别人？”
“我二爹这人脾气不好，但是没有坏心，害人的事不大会做。不过说句老实话，我们俞氏既是地主也是商人，做这两样发家没有不害人的，只看你是有心还是无心。”
梁叛快速写完，将这张写满的纸放在一边，重新抽出一张，铺在桌上继续写。
俞东来小心翼翼地凑过来瞧了一眼，惊奇地道：“你这是甚么字？”
梁叛这纸上写的有简体字、有片假名、也有阿拉伯数字、英文字母，甚至还有“火星文”，而且这些字未必便是原来的意思，即便通晓这几种语言的，将这些字组合在一起最多也只能解得出十之二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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