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阿斯塔法内部，对于赛因理念的理解产生了分歧，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。
两派各有各的主张：一派认为，阿斯塔法派应该进行财阀化改革，最大程度的增强实力，以发展后的力量来维护赛因温和；另一派则认为，对付‘辛’派以及所有异端，唯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态度，才能保护阿斯塔法派内的赛因温和，两派矛盾愈发激烈，很快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
两派的主张谁更符合塞因理念，其实不言自明。但在当时，除了塞因本人外，几乎没人可以阻止这场分裂。
被尊为先知的塞因，此时已经故去了近三十年，而阿斯塔法之后又没诞生具有权威的宗教领袖，所以对塞因理念的理解，即将造成阿斯塔法内部分裂。
七代目对外虽略显软弱，但对内却表现出了一个出色官僚该有的水准。
为了不使阿斯塔法因为这种矛盾而产生分裂，他同时认同了两种不同的塞因理念，并声称先知当年也预料到分歧的存在。
七代目为了阻止分裂，也是煞费苦心，甚至还伪造了先知塞因的遗书，用来证明分歧的合理性。
最终，在塞因的庇佑以及七代目的忽悠之下，分歧双方都接受了条件，这场可能导致阿斯塔法分裂的危及被成功化解。
但在阿斯塔法塞因派内部又分成了两派，分别为光势与影势，把仍旧坚持温和的学派称为光势，而主张以暴制暴的学派称为影势。
在七代目的调和下，两种教义主张从对立矛盾最终走向了合作配合，因为无论光还是影，他们都出于阿斯塔法集团的核心利益考虑，双方仍旧共同遵从塞因的理想，保持着和而不同，相互依存。
所以光与影同在，各行其道，各安其命。这一奇怪现象，也使得阿斯塔法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。
这一时期，东方的波斯同盟，与其说是被一纸合约制约，不如说他们陷入了喀布尔这个战争泥潭，一时无法西顾。这也使得阿斯塔法在改革中，暂时没有了‘辛’派的压力。
至于西北方小亚细亚地区的奥斯曼王国崛起，改革中的阿斯塔法肯定不愿意与之开战，双方保持着纸片与文字上的友好关系。
东边的希伯来文明也建立了企业，在塞因理念中并没有异教徒的概念，所以阿斯塔法与希伯来企业德西尔保持着良好的商业与贸易关系。
而阿斯塔法财阀需要做大做强，需要更大的领土与更多的人口，以及足够宽广的战略纵深，于是八代阿斯塔法把目光对准了当时还在混战的阿拉伯半岛。
由阿斯塔法影势组建的西岸圣徒军在塞因教义的引导下，如秋风一样席卷，把半岛上的旧贵族、土匪、沙盗如落叶般的扫去，阿拉伯半岛人民遭奴役的旧格局彻底被打破。
可是，幸存的流民并没有为自由高呼万岁，实际上对于阿斯塔法的到来，人们内心深处是没有一点底的。
卡戎撞击地球前的每个国家以及每一地区都有自身非常现实的情况，一些让外人看起来不像话的国家之所以还能存在，只是因为统治者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与妥协。
半岛居民此刻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没有饲养的自由，他们更愿意把所谓的自由，换成一磅干面包加一跨脱水。
所以大灾变后，各路军阀、各种野心家，自称为大灾变前的王室。他们晃着面包，摇着水袋，轻松得到了无数仆从军。
实际上他们大多也只是些纵横沙漠戈壁的沙盗，劫掠屠杀无数城邦村寨，打击敌对势力。
匪徒与沙盗之间的杀人掠货，在成规模的阿斯塔法教派军面前，只能算作小打小闹。
而阿斯塔法教派军，在一边缓缓扩张地盘的同时，一边也在加快锻炼着自己的军队。
无论是扩大地盘还是锻炼军队，阿斯塔法的最终目标还是东边的‘辛’派。
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后，阿斯塔法又耐心的花了七十年的时间，才慢慢改变当地人固有思想，彻底完成了对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消化。
而这七十年时间，阿斯塔法也完成了财阀化改革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半宗教半财阀化的政体。其正式命名为阿斯塔法财阀，正式以赛因的后代阿卜杜拉.阿斯塔法为控股法人，并担任阀主。
（后来的十字公教团也想借鉴阿斯塔法的模式，在海伦芬财阀内实现世俗财阀与宗教完全融合。但具体到落实阶段，却遭遇了杰克拉德等血亲派领袖的抵制，到最后都没能实现，公教团只保留了一部分话语权，与海伦芬财阀共存。）
西元2132年潘德夫率领马其顿军进攻伊斯坦布尔，迫使奥斯曼王国对马其顿称臣。
这样的态势，对阿斯塔法财阀来说就相当不利了，如果未来要同波斯同盟开展，阿斯塔法很可能遭到来自小亚细亚的威胁。
但在当时，阿斯塔法财阀正在吞并阿拉伯半岛，实在没空顾及奥斯曼的局势，只好与马其顿王国签署合约。而马其顿当时的目标是统一欧洲，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。
然而，时间到了西元2170年阿斯塔法财阀已经完成了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。同一年，马其顿皇帝潘德夫在《克虏伯三方协议》上签字，承认了在布拉格城下的战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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