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令他意外的是，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，而是围绕着“目的论”和“形式论”来讲的。
汪中的评价是，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。说他傻，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，以为凭着“华夷之分”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；说他不傻，是因为他在《知新录》中一些想法没错。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都是从“形式论”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。
话说从儒家的“道统”上来说，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；所谓道义若在，民心必向，民心若向，天命必归。而从这个逻辑上讲，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，只有秉承道统的“士”才是受命于天。
汪中告诉陈青松，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，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“目的论”，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“形式论”。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，怎么说都是错。
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，这事从头到尾，让无数后人争论的“华夷之辨”根本不是重点，以“目的论”和“形式论”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。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，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并杀了曾静和张熙，让天下人闭嘴。
换言之，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，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。
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，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，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？言伪而辩，行僻而坚，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。
当然了，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“众治”思想。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，泛泛一听，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、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、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。
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，对方笑着摇了摇头。
“老陈，顾炎武的书你没看过吧？”
“没有。怎么了？”
“他那个‘众治’可不是说老百姓能当家做主，实质上还是士大夫说了算。你想啊，读书识字的权力终归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，而忙于生计的贫民被排除在外。他们这些人想要的，就是限制君主权力，调整过度不平等的君民关系、官民关系，为地主阶层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，为他们提供制度上保障罢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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